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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我国商事留置权的构成要件
作者: 发布日期:2014/11/1 17:35:03点击:460

  论文摘要 我国《物权法》颁布之后,关于第231条的解释,学界的普遍观点是我国已经承认了商事留置权制度,但也有学者对此表示反对,认为仅仅依靠一个但书条款是不能认为我国确认了商事留置权制度的。因为《物权法》的231条只是规定了企业不受同一法律关系的影响,并未明文规定商事留置权的主体、客体和标的等构成要件。所以,在《物权法》已经实施了六年多的时间的情况下,从理论上研究商事留置权的构成要件,以填补我国商事留置权的缺陷,同世界立法主流靠近,为我国真正意义上确立商事留置权作理论基础。

  论文关键词 物权法 履行 利益保护

  一、我国现有关于商事留置权规定及其不足
  (三)债权人须合法占有债务人的财产
  按照我国《物权法》关于民事留置权的规定,债权人须合法占有债务人的动产,将留置物仅限于动产,其范围太过狭窄,应改为财产,当然该财产的范围要做一定的限定。
  动产作为最常见的财产,毋庸置疑可以作为商事留置权的标的物。关于有价证劵是否可以成为商事留置权的标的物。很多国外的立法明定有价证劵为商事留置权的标的物。如《德国商法典》第369条第1款,商事留置权的客体是动产和有价证券;依《日本商法典》第521条和《韩国商法》第58条,商事留置权的客体是物或有价证券。可见,动产和有价证劵为商事留置权的客体是各国的共同特征。我国《物权法》也规定动产为留置权的客体,但是并未对有价证劵进行规定。留置权的主要作用在于留置标的物,以迫使债务人清偿债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有价证劵可以作为商事留置权的客体,债权人可以就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而留置债务人所有的有价证劵,以此来催促债务人清偿债务。
  债权人必须合法占有债务人的财产,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为了防止债权人随意实施留置权而侵害债务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商事留置权的发生还需以合法占有为前提条件。该“合法占有”也应以非因侵权行为而占有为宜。法律不保护侵权行为,更不会保护因侵权而产生的商事留置权。
  (四)债权人占有的财产与债权无需属于同一法律关系
  我国《物权法》第231条规定了企业之间的留置无需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对于民事留置权则要求留置物必须与债权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但是对于商事留置权则不需如此。尽管“同一法律关系”的规定已经很宽泛,但是对于日益繁荣的商业活动来说,民事留置权要求的“同一法律关系”还是阻碍了商业来往,既不利于对债权人的利益进行有效保护,也违背了法律关于留置权制度的立法初衷,而且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影响市场交易效率,打击交易者的积极性。因此,为了最大限度的方便商主体之间的商事往来,对于商事留置权则不必有此规定。即商主体只要系基于营业而发生的债权及所占有的财产,即使其债权与对财产的占有是基于不同的法律关系而产生的,但只要均系因营业产生无需该两者之间有任何因果关系,仍能成立商事留置权。
  总之,商事留置权成立的要件主要有:债权人和债务人双方须为商人、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债权人须合法占有债务人的财产、债权人占有的财产与债权无需属于同一法律关系。
  (五)不得留置的情形
  商事留置权最大限度的保护了债权人的利益和维护了交易安全,但并不代表商事留置权只要符合了上述的构成要件都可以留置,也有不得留置的情况,包括法律规定不得留置的情形和当事人约定不得留置的情形。
  法律规定不得留置的情形:(1)留置物违反了社会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留置权的行使不能损害到社会的安全与公共利益,且被留置的财产应当符合公序良俗对留置权客体的定义。债务人的生活必需品也属于法律规定不得留置的物品范围。(2)留置物属于法律禁止流通物。法律禁止流通的物品是不能成为商事留置权的标的物的。(3)债权人留置的财产价值远超过其债权的价值。商事留置权设立的目的就是为了保障债权债务双方利益的公平,因此,债权人留置的财产不能远超过其债权的价值。但若留置物为不可分物,债务人应当以留置物的全部价值担保债权人债权的实现,即使该留置物的价值远高于债权,债务人仍要忍受这种不合理的对价,因为若规定在该种情况下不可留置,则不利于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但若可以留置且对该不可分物强行予以分割,则将会给债务人带来更大的经济损失,亦不利于维护债务人的合法利益。
  当事人约定不得留置的情形:(1)当事人在合同中排除商事留置权的使用。《物权法》第232条规定:“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不得留置的动产,不得留置。”双方当事人约定了不得留置的物品,债务人交付该物品后,债权人不得再予以留置。(2)未违背债权人承担的义务。此处债权人的义务指除债权人返还留置权客体义务之外的义务,债权人留置客体不得违背其本身应当承担的除返还该客体外的法定或约定义务,若债权人享有留置权时影响其本身债务的履行则该留置权不能成立。虽我国《物权法》对此未作明确规定,但《<担保法>解释》第111条规定:“债权人行使留置权与其承担的义务或者合同的特殊约定相抵触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我国的商事留置权还不是很完善,仅仅只有《物权法》231条的一个“但书”规定,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其对商事留置权的需求则是越来越迫切,因此,亟须在法律上对商事留置权进行完善。
  一是增加商事留置权的立法。建立我国的商事留置权制度,最首要的和最迫切的就是增加商事留置权的立法,从立法上承认商事留置权,使得商事留置权有法可依。参照世界各国的法律,不管是民商合一制度下还是民商分立的制度下,均承认商事留置权的存在,并在立法中予以确定。不论未来是民商合一的制度还是民商分立的制度,都应该明确商事留置权的地位,明确规定商事留置权的主体、客体、内容等构成要件,明确其使用的条件、效用及后果,这样才能减少司法实践中的困惑,使得商事留置权真正做到有法可依。
  二是增加紧急留置权。目前在我国紧急留置权仅停留于司法解释的层面上,《物权法》中尚无明文规定。为了保护债权人合法债权的实现,应该增加紧急留置权。其原因有以下几点:其一,对于债务人无支付能力债权人确实难以做出准确的判断,但不能因为这一点就否认了紧急留置权,否则是对债权人的不公平。只要债权人能够提供足够的证据来证明债务人确实已经“无支付能力”,那么就可以成立紧急留置权。其二,留置权具有优先受偿的能力,而不安抗辩权和预期违约制度等救济手段却没有,因此这些救济制度根本不能代替留置权制度,也不足以保障债权人的债权在为了能够得到清偿,而且不安抗辩权和预期违约制度等救济手段也需要由债权人证明债务人已经没有支付能力了。因此,紧急留置权的存在既是合理的,又是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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